作者简历本文作者2017年8月克什克腾旗
特木热夫，蒙古族，1955年出生。1967年12月入师大附中（69届）初中，1973年1月高中毕业，12月当知青，曾在巴盟临河和伊盟杭锦旗两地生活劳动。1978年3月考入西安交通大学。1982年毕业分配在内蒙古劳动局。1989年自办小企业，著有《锅炉实践》一书。2015年退休。
我生长的院子
——内蒙古党校沉浮录
作者：特木热夫
人有生死，国有兴亡，这都是免不了的事，只是苦了人生，终日忙忙碌碌，快乐太少。在渺小的个人和伟大的国家之间，还有一种叫“单位”的人群集合体，本文说的就是一个“单位”。内蒙古党校大礼堂，开这个庆祝大会时是“兵团司令部大礼堂”了党校的干部大多数“家庭出身”不好，旧社会上过学，家里就不会是穷人......
1966年后，党校也注定被卷入“革命大潮”，沉浮不定。没有任何人“高瞻远瞩”(包括了运动的始作俑者)，也不可能预见到形势的走向，因为运动的确是“史无前例”的。“516”通知以后，“文化大革命”势不可挡，党校和全国一样，运动是自上而下的，一开始是在校党委领导下进行革命，成立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革命不要你筹备，踢开党委闹革命！”很快，“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炮打司令部”发表了，“筹委会”成了“臭味会”(当时的大标语)，革命运动不需要什么领导了，“毛主席招手我前进”，“造反有理”!招生停了，课也不可能上了，批斗“走资派”，党校的领导无一幸免，讲课的老师们，幸运的“靠边站”倒霉蛋成了革命的“靶子”，隔三岔五的撅起屁股挨批斗。夏天到了，群众的革命热情远高于天气的炎热。“大字报”和“大标语”铺天盖地，楼里贴满了，贴到楼外；墙上贴满了，贴到路边大字报栏。浆糊还没干，新大字报迫不及待覆盖上来，不仅“洛阳纸贵”全国都“纸贵”；“大辩论”则比较节约，动嘴就行，辩论的人群分布在街道，集中在新华广场。这场革命不仅轰轰烈烈，也红红绿绿，吵吵嚷嚷，热闹非凡。革命群众开始”破四旧”，开始消灭花鸟金鱼盆花字画旗袍烫发香水长辫子口红项链耳环西服描眉锦缎丝绸花瓶古玩文学书籍世界名曲名著传统戏剧庙宇寺院观音土地爷玉皇大帝……党校的干部大多数“家庭出身”不好，旧社会上过学，家里就不会是穷人；不是穷人，必定是“剥削阶级”，十几年、二十几年前投奔革命，现在“作茧自缚”，也是劫数。副校长叶林家里抄出不少洋玩意，有留声机和很多唱片，战果辉煌，都摆在北食堂进行展览。这些唱片大多是外国的，还有什么“世界名曲”，听不懂，肯定是“封资修”，展览后都砸烂了。1966年冬，党校的几位主要干部悄悄地聚集在李子欣（副教育长）家，其中不乏革命的理论家和研究马列主义的专家，他们在对当前形势和下一步的趋势做了大胆的探讨。有人认为现在是“坏人向党进攻”，“运动还在‘引蛇出洞’阶段，很快中央就会发动反击”。我家和李子欣家是邻居，隔墙有耳，我在隔壁听到一些议论，窃窃私语后有人情绪渐渐激愤起来，声音不免大些。这样的聚集并讨论，一旦有失，最低也是“黑帮串联”、“妄议文革”的罪名吧？后来的形势走向，完全不符合他们的推断结论。“世事如棋局局新”，这次的革命狂潮不仅冲垮了堤坝，还冲垮了龙王庙！水漫金山！这种童谣，和刘伯温的“推背图”一样，只能事后解读，我试着解读一下：第一句是说革命成功以后，高级干部可以享受了；第二句指高级干部们遇上了文革，“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下边两句就好解读了——文革没有法律和规则（照明灯），“高级老汉”们都“掉”“茅坑”里了。今天的“笑谈”，当时可笑不出来
为了让读者了解当时的“民风民俗”甚至语言特点，这里插入《内蒙古党校的“九九反革命事件”》一文，插得不算生硬，管窥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社会情况，可见一斑。这只是“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一个小小插曲，如同沧海一粟，不过我认为完全可以写到内蒙古党校的“文革”史中了。1966年9月9日，是一个很普通的星期日。早上八点钟左右，阳光灿烂，万里无云。党校院里突然来了一队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小将，他们是交通学校（当时交校是中专）的学生，一路跑步来。这几十个青年学生年纪都不大，十六七岁的样子。他们跑的满头大汗、上气不接下气，而且情绪十分激动，大声嚷嚷着，同时还挥动着手中的纸片，就算是他们发现了外星人入侵地球，大概也不会这样激动地喊叫。原来是党校的红卫兵们印发了一张传单，文章标题是：《北京来的，革命的欢迎，不革命的滚回去！》这篇文章的内容大致如下：大串联引发了北京的红卫兵到全国各地去煽风点火，传播造反的火种，冲击各单位的走资派。但京城来的小将，良莠混杂，一些人难免带有一种地区优越感，下车伊始，指手画脚，越俎代庖，反客为主，俨然以救世主自居，竟然指挥起地方的革命运动来，有人看不惯，所以这篇文章里有了“滚回去”一说。这篇文章虽然不是官方的，但意见基本是正确的，要害不是文章的观点如何，而是文字中出现了反动标语。当时几乎所有的文章开头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而结尾则是“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文风如此，也算是那时的“八股”之一吧。此文居然将第二个万岁中的“岁”字印成了“死”字。这是典型的反革命事件，写这个反动标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真是罪恶滔天！罪不容赦！罪该万死！交校的小将们是最先发现敌情的，故十万火急跑步赶来了，党校的小将看了后，立即找来了尚未散发的传单，一看便惊的目瞪口呆，张张都是“万死”！张张都是无法推脱的罪证——出大事啦！说话之间，本市各院校的红卫兵队伍陆续赶到，人越来越多，他们个个义愤填膺，大有“不斩楼兰誓不还”的英雄气概 。党校红卫兵到底是年长了几岁，还有几个学校的中年干部、工人在支应此事，他们在焦头烂额时还能处变不惊，很不简单。混乱中他们迅速拼凑了一个临时领导小组，并立刻派出了学校的全部汽车和得力人员，前往各院校收回传单；同时立刻组织了追查大会，要追查出阶级敌人并加以严惩，给广大红卫兵小将们一个交代。因为时间仓促，会场就在北楼东门前的空地上（开水房西侧），小将们席地而坐 ，黑压压的一大片。这张传单出自党校印刷厂，该厂的全部工作人员都被传唤到了大会现场，厂里共八九个人，一个个呆若木鸡，显然，谁也没有料到会捅出这么大的篓子。造成整个事件的关键不过是一个“死”字，而这个字并非是手写，是印刷的。这又涉及到厂里的工作岗位和整个印刷过程。追查就像侦破案件，人多不解决任何问题，反而添乱。这个惹事的文章是党校学员刘瑞执笔，经当场审查原稿，各方确定原稿没有错误，如果是刘瑞写错的，他的下场无法预测，也许没有了下场。追查大会一开始就高呼口号“誓死保卫毛主席！坚决镇压反革命！”等等，把此事定为“九九反革命事件”。到中午已经聚集了上千人——或者说的实在些，完全是一群大孩子来侦破这个案件，其混乱可想而知。绝大多数小将们对印刷厂的工作一无所知，只好从查出身、查成分开始，逐一盘问印刷厂所有人员的成分。“地主”——闫万库嚅嗫着，像一个被人赃俱获的小偷。“地主”——话音未落，当即冲过来几个红卫兵，将闫万库双手倒剪，把头压向地面，呈“喷气式”状，喝令他“低头认罪”。印刷厂的厂厂长的蓝明，年轻的女工范某（党校老工人范师傅的女儿）人等，都享受了不同的待遇，被喝令站在不同的阶级队伍里。这八九个人的成分是知道了，但无法根据成分确定谁是万恶的阶级敌人。当时的印刷是铅字的活版印刷，要经过拣字、排版、校对、印刷等等一系列流程；小将中有略知一二者，轮流上主席台讲解印刷过程，进行革命的“科普”工作，使追查工作多少有了一点头绪。在这样强大的压力下，这几个战战兢兢的“嫌疑犯”，无人回应。“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坚决镇压反革命！”“誓死保卫毛主席！”上千只手挥动着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本，口号震天。先揪出出身不好的“嫌疑犯”，再三喝令其“老实交代！”就这样揪出来了好几个，绕来绕去，始终无法确定是哪个人校对的。最后得到的结果是，负责校对的岗位责任人当天不在厂里，用法律的语言说就是“不在犯罪现场”，也没有人去顶岗。怀疑是拣字工干的吧？可这个人出身偏偏是工人，不好下手。也许是当时印刷厂处于管理混乱中，互相串岗、顶岗或缺岗也是常有的事；也许因为传单印刷是加急再加急的革命任务，校对缺位了；也许是这些人不愿揭发同事，推来推去，总之事情没有结果。大家忙乱了一整天了，天色已黑，追查小组和各院校代表一起议定，由党校的革命同志负责继续追查，一定要把这个“反革命事件”搞个水落石出，揪出“反革命分子”加以严惩，不达目的，誓不罢休。1966年9月9日，这个日子一直牢牢的记在我的脑海里，因为十年后的这一天，中国发生了大事情——他老人家去世了。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偏偏都是九月九日？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还是上天在冥冥中在暗示着什么吗？我坚信所谓的“九九反革命事件”不过是一次工作的质量事故，绝不会是有人蓄意更换了铅字。有谁敢自寻死路、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去碰“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 那一定比“以卵击石”、“螳臂挡车”的下场还要悲惨。事件的当事人和参与者如今一定有不少人还健在，但“文革”的过来人普遍不愿意回忆和诉说那段往事 。说也罢，不说也罢，星移斗转，日月穿梭，中国在1976年的9月9日以后有了变化，今天再不会有人追查你的出身，再不会因为某个人说错了一句话、写错了一个字、或者不小心污损了一张画像而遭到迫害了。党校的楼房很大，自然房间很多，这也是革命的资源，红军当年的队伍驻扎在什么地方，第一件事就是“号房子”
1966年底到1967年初，“革命大串联”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革命小将们像候鸟归来，开始了“夺权”，占领内蒙古报社和内蒙古党委，冲击内蒙古军区（发生“韩桐事件”），都是这个时期发生的。最先来党校“号房子”的是“一司”（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第一司令部），党校赞同“一司”观点的“铁粉”居多，革命战友，一拍即合。外来的革命者都在北楼，在新内蒙古自治区医院大楼没有盖起来以前，这是呼市最大的一座楼，大约有七八千平米，200多个房间和十多个大教室。床铺、桌椅配套，还有稻草芯帆布包的床垫。“革命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党校的新主人占据了主楼（南楼），原来在二楼的校长办公室里现在住的是邢X同志，以前是车队的司机，现在他拥有了沙发、地毯、转椅和一个大办公桌，桌子上摆着两部电话机，一部内线，另一部是外线。权利使人很快就有了领导的气派，他总是披着一件草绿色的棉大衣，有点气宇轩昂、叱咤风云的气概了。虽然还没有人称呼他“校长”，但迟早会的。“苍天已死，皇天当立！”革命就是造反，就是改朝换代嘛！他齐永存也不是一生下来就是校长的嘛！“大串联”始于1966年六七月份，中央发文件要求结束的时间是1967年3月，当然，有些学生一直到1968年还在“串联”，自当别论。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盛宴”，是革命者的“盛大节日”！有快板书说：1966年，这年特别粘（好的意思）！坐火车，不要钱，因为是大串联。上北京，下南京，想走多远就多远。进上海，去广州，到处都有接待站！10月，大连海运学院的十几名红卫兵步行到了北京，以周总理为首的中央领导接见了他们，《人民日报》发出了“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伟大号召，全国各地数以百万的学生及青年教师组成的“长征队”打起背包出发了。不堪重负的铁路部门终于喘了一口气，一些损坏的车辆开进了修理厂……内蒙古党校的“长征队”组织了好几支，定于11月1日出发。在这以前，风和日丽，秋高气爽，是出行野外的好天气。11月1日早上，在北食堂举行隆重的出发仪式，炊事员们热心准备了喷香的奶茶，特意烙了大饼做干粮……可惜天气不如意，这一天早上来寒流了，北风呼啸，滴水成冰，老天好像要故意考验小将们的革命意志，严冬一夜之间到来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们对着毛主席像庄严宣誓后，准时出发了！据“革命前哨”中学（以前和后来，叫14中，位置在东郊，是当时出城的必经之路）的同学讲，10月中旬以后，每天上午都会有若干支长征队伍高举红旗，路过学校门口。天寒地冻，有的队伍，出发后走了不到一百公里，就偃旗息鼓，就近登上了东去的列车。一些革命意志坚定不移的小将，历尽千辛万苦，穿越千山万水，终于走到了北京或更加遥远的地方；他们回到学校后，得知和他们同期出发的战友，已经去过广州上海了，游览了黄山和鼓浪屿，惊讶得合不上嘴！革命过于虔诚的，比起那些根据形势随机应变的战友，往往落在后边很远很远。中共中央、国务院1966底至1967年3月，先后发五次通知，先停止使用交通工具的串联，最后一次明确停止大串联，返回原单位。1966年没有升初中的小学生，没有参加大串联，文革运动中唯一的“好处”没沾边，其它乱七八糟的事情都赶上了。在今天旅游队伍里的老年人，不少都是当年的小学生，他们有些人非常热爱旅游，不知道是不是有补偿当年遗憾的意思？有一位作家说：人生好比舞台，人人都在争当主角，至少也要登上舞台，努力表现自己。在“大串联”最高峰时，也就是《人民日报》发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那天，院里的孩子们突然兴奋起来——小伙伴苏拉要组织一支“长征队”，步行去北京，去见伟大领袖毛主席！我当时不到13周岁，小学毕业了，中学还没有上，不能参加“大串联”。我们这些没有资格坐火车参加“大串联”的孩子们，既不能当主角，又不能当配角，立刻去找苏拉报名！我们终于有机会登舞台了！当时苏拉也不过是老初一的中学生，充其量也不过十四五岁。报名参加“长征”的还有胡日查、鲁华、叶林林、石巍和他弟弟小三、李小链等，一个比一个小，都是小学四五年级的学生。十月中旬的天气真是太好了，好得没有人想在家里窝着；不仅所有的学校都不上课，而且大人们也很清闲，批斗会也比较少，大中专学校的学生和青年教师们都在“大串联”！我们这七八个孩子，兴奋得不得了，聚集在苏拉家里，筹划着即将开始的伟大行动。苏拉的爸爸王经雨表示支持，这更使我们有了信心。我们想象着公路两边的山坡上有着漫山遍野的酸溜溜（沙棘）和采摘不完的野果，我们高举红旗，走在八达岭的高峰、走在北京长安大街上的豪迈和喜悦心情……没想到这次“革命行动”是以“惨败”而告终，我回到家里，向母亲要十斤粮票和10元钱，并告知准备去“长征”的伟大计划，遭到断然拒绝。我再三据理力争，被斥之胡闹，不懂事！在父母眼里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第二天再见到我们这支队伍的成员时，一个个耷拉着脑袋，像被霜打了的嫩苗，不用问，下场都一样。听苏拉讲，叶林林的情况和我们一样，家长不同意。他很倔强，不肯放弃自己的理想，最后很真诚地哭了，耍起了小孩子脾气，骂父亲是修正主义，是反革命。他爸爸听了一点也没生气，反而哈哈大笑。一次“伟大壮举”就这样夭折了，在“文革”期间，党校院没有出什么大乱子，也没有出什么著名的乱臣贼子和英雄人物，这个院的风气一向都是比较正统温和的。孩子的世界和“大人”的完全不同，天塌地陷与我何干？
“文革”的脉络今天可以大概看清楚了，当然也有看不清楚和不愿意看清楚的，更多的人没有经历过“文革”，也不大关心过去的事情，他们像树上的小鸟，在快乐地鸣唱，树干上累累的弹痕和树梢残留的罗网，和他们毫无关系。1966年底，“大串联”进入尾声，毛主席八次接见了大约1100万的红卫兵小将，他们怀着无限敬仰、无限崇拜、无限忠于的热情投入这场运动。1967年一开始，革命队伍就分成了两派，一派是“造反”矛头指向自治区的最高权力集团，这派以内蒙古师范学院的“东方红纵队”为代表，简称“三司”，代表人物是内蒙古师范学院的教师高树华、郝广德。另一派则是以工人为主的组织，以“无产者”为代表，简称“一司”， 代表人物是内蒙古橡胶厂工人张三林。其实“三司”的态度和伟大领袖的意图更接近，要完全彻底打碎一个旧世界，“文革”以前的领导和机构，都是旧的，都应该毫不留情地打碎。“三司”要占领内蒙古党委，受到守卫部队的阻挠，转而寻求内蒙古军区的支持，他们的代表要求见黄厚和王良太（主政的副司令员），对方拒绝接见，于是在军区正门（南门）静坐，被“一司”宣传为“冲击军区”。1967年2月5日，发生“韩桐事件”，全国打响了“镇压学生”的第一枪。次日中央来电要求军区不得扩大事态，并令四方代表赴京。周恩来10日、16日两次接见内蒙古代表，这就是著名的“四方会谈”（四方为党委、军区、“一司”和“三司”）。“四方会谈”其实是叫四方代表来听训令，接受中央的裁决。党校的干部们大多惶恐不安，革命就要表态，就要“站队”，不用犹豫或者再三考虑，应该和解放军站在一起，和人民的军队站在一起不会错！大家纷纷贴出“站队”的声明，张荣森（党校的教育长）还写了一个杂文“白花的刺痛”，讽刺和攻击造反派，文章颇有鲁迅的风范。白纸黑字，触目惊心。北京传来消息，中央明确表态支持“三司”，“一司”被定为保守派。2月下旬，四方代表回呼，会谈结果宣布，群情激愤，誓与“三司”血战到底。党校的多数干部们刚刚表态，没想到是这样一个结果，惶惶然。党校的工人们几乎都是“一司”观点，某日上午9点全市“保守派”大游行，党校的大轿车已经从车库里开出来了，工人们都坐上去了，但是没有司机。快要到9点了，一个炊事员很生气地过来喊大家：“当官的怕死，不敢去了，咱们自己走哇！”当天的游行声势浩大，一个青年工人如丧考妣，边走边哭，几乎放声。党校的“造反派”不占多数，尽管被中央肯定，仍然控制不了局面，其它单位也大同小异。锅炉房停止供水，食堂停止供餐。党校的工人们非常强硬，各学校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必须说的是有一两位炊事员仍然在坚持工作，他们做不了几百人的饭菜，只能在早餐时供应炒米、烙饼和开水。坚守岗位的工人自然被其它工人视为“叛徒”，压力是无形的。这事不一定非要拔高到阶级觉悟和政治态度方面，这是一种敬业，炊事员老L说我就是一个做饭的，不管谁当领导，我还是要干自己的营生。局面僵持了七八天时，十几个工人聚集在他们的大本营——锅炉房的休息室兼司炉工宿舍，就在我家西边二三十米，天气热了，窗户开着。这时党校的学员、“造反派”的头头浩某走过去和工人们交涉，他用恳求的语气说：“你们去楼里看看，厕所都进不去人了，楼里都臭了……”屋子里没有人说话，他再次重复要求供水，人堆里有人说：“你是个做甚的？我们不听你嚼毛！”浩某碰了一鼻子灰，走了。过了一会儿，副校长叶林走过来，同样在窗外对屋子里边的工人们高声说：“你们这样不对嘛！你们这样不对嘛！”话音未落，年轻的工人王某从窗户里跳出来，气急败坏地骂道：“叶林你混蛋！你反革命，你镇压工人！”叶林说“我也要革命嘛！”然后再次被骂的说不出话来，也离开了。“树倒猢狲散”， “一司”的保守派无声无息地走了，一地鸡毛，党校的楼房都空了，等待着它的新主人到来。1967年，天气稍热，大约是四五月份，“支左部队”开来了。来党校驻扎的几百名年轻的战士，背着背包，迈着整齐的步伐，浩浩荡荡地跨进了党校的大门！他们每个人胸前都挂着一个木制的相框，相框两边有金黄的流苏（装饰用的挂穗），是毛主席身穿绿军装的照片，齐步走时这几百个相框撞击着年轻的身体，发出一片整齐雄壮的“啪嗒啪嗒”的声音。党校院比较宽敞，随部队进驻了二十多匹军马，靠卫生所搭起了马棚。这些马给我们这群孩子带来无穷的乐趣。军马都经过训练，很温顺，可以随便抚摸，喂一把嫩草，甚至可以钻到马厩里骑一会儿。喂马的战士都很年轻和蔼，脸庞黑红，动作利索；他们可能不知道我们是一群“黑崽子”？从来没有大声呵斥过我们。孩子的世界和“大人”的完全不同，天塌地陷与我何干？“城头变幻大王旗”，管它三七二十一！那天的天气很冷，父亲的头发被寒风吹乱，帽子在我手中……这是我心中的隐痛，这辈子无法去掉了
“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随着“支左部队”的到来，“造反派”终于扬眉吐气了。“韩桐”的葬礼声势浩大，万人空巷；车队驶向托县——韩桐的故乡，有好事者数了车辆的数目，有108 辆！在1967年，这个数字很大，差不多是倾城出动了。
“造反派”掌权了，可惜当年没有花天酒地的条件和氛围，物质享受谈不到，只有对本单位的“黑帮”和“保守派”进行批斗和专政的权力。首当其冲当然是党校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一副校长齐永存（党校校长是乌兰夫），大大小小的批斗会都少不了他。还有书记秦纯一，老书记李新民当时已经调到内蒙古水利厅，又被揪回来批斗。后来听说，齐永存被连续批斗，身体受不了的时候，曾经在邻居家躲避。“提到我爸的补充更正一点。四清结束，我爸一行人回到党校，看到院子里贴满了大标语和大字报，大标语很多是‘打倒乌兰夫’，大字报大都是批判乌兰夫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家都很震惊。几天后我爸给上级（内蒙党委、中央）写了一封信：‘乌兰夫是好同志’。信不长，大致意思是乌兰夫跟党走，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以来蒙汉如何团结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很大成绩。这封信是我爸挨批斗的导火索。（当时我爸已经被任命为政府“四大班子”之一的一个班子的主任。具体我记不清楚了。）“这封信到了内蒙古‘文革’领导人手里，成为我爸是走资派和搞修正主义的证据。我爸被批斗，不仅是党校的造反派揪出去斗，还有其它单位的（党委的？我不确定）造反派也揪出去斗，有几次居然被一拨人拉出去斗了还没回家，另一拨人又到家里来拉人，当然找不到人，一个人怎么可能同时拉到两个地方批斗呢。于是，党校造反派就谣传说我爸藏到邻居李贵年家了。其实他家地方更小，家里有几个人，正在干啥，从窗户外看一眼就一清二楚，家里怎么可能藏得住人呢？这些纯属造谣中伤，找不到人要怪也怪你们自己的司令部没安排好批斗的时间、场次，有本事找他们算账去！“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我爸又被拉出去挨斗了还没回家，当时家里只有我和我姥姥在里屋。突然听到‘齐永存出来’的喊叫声，还没等我们去开门，党校几个造反派已经闯进了里屋，明明看见我爸不在还喊叫着‘齐永存出来’。当时我家四间屋子，第三间屋子的门也敞开的，当时家里啥也没有，就一个炕和一张桌子，扫一眼就知道我爸不在家，他们不甘心，一个人进去后一脚踢开最后一间屋子的门，这间屋子更是连炕也没有，地上放着杂物，还有煤和点火用的木头。他们一看我爸不在家，就问我们‘齐永存去哪儿了？’每次他们来抄家或拉人，我的心都是紧紧地缩缩着，吓得说不出话，我姥姥本来汉话就说不利索，这次也不知道是被吓的还是什么，也没说出话来。他们没抓到人居然又喊叫起来，‘打倒齐永存’，喊完就走了。“文革中我家和发小们的家一样，受到迫害伤害太多太深，我都不愿意回忆。”接着就是写《白花的刺痛》的张荣森，讽刺“造反派”，罪不可赦，批斗是家常便饭了。多年在家休养、不问政事的王经雨，也被拉出来批斗。据小伙伴们说他自己掏钱买了一箱混糖月饼（0.2元、二两粮票/个）给黑土洼的农民吃，这是明目张胆的“反革命罪行”！因为这些郊区的农民是卡车拉来准备进攻“造反派”的。院里孩子们传说王经雨家有存款一万元。一万块钱！这在当时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为了保卫“革命政权”，他居然买了一箱月饼，一箱月饼！当时听说这件事的时候，我禁不住要流口水了。党校的干部多数挨了批斗，挨批斗的频率和震荡强度与文革前的职务基本成正比。我父亲除了公共的罪名（“三反分子”、“黑帮”、“修正主义分子”等）之外，还有一个骇人的罪名——“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批斗大会小会，总要凑一个花样齐全，这样，挨批斗的次数也少不了。有一次（1967年夏天）挨批斗回来，他把皮带抽出来，像表功一样，笑着说：“皮带都湿透了。”王经雨被批斗时有些桀骜不驯，一开始挣扎着不肯挂大牌子，大喊：“额（土旗口音的“我”）不是反革命！额不是反革命！”挣扎和呐喊都没有任何用处，几条壮汉制服了他，革命群众雄壮的口号声淹没了他的声音。苏拉从人群中冲出来，冲向自己的父亲，他连哭带喊着“就不是反革命！就不是反革命！”他这是纯属徒劳无益的行为，唐吉坷德冲向大风车也没有这样愚蠢。很快，他就被身高马大的工人李英来抱起来，老李一直把苏拉抱回家里。（指苏拉自己家，另外李英来抱走苏拉完全是在保护他。）说实话，我很佩服苏拉的勇气，王经雨有这样的儿子，应该感到欣慰。相比之下，我简直是一个懦夫！1966年底的一天，批斗“黑帮”时，我父亲被押走，临行匆忙，忘记了戴棉帽子，家里让我去给父亲送帽子，我走到开水房时，一抬头看到父亲站在卡车的车厢前边，胸前挂着大牌子；我被羞耻和害怕的情绪所控制，不敢再向前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卡车开走了，那天的天气很冷，父亲的头发被寒风吹乱，帽子在我手中……前年，有人在内蒙古档案馆找到一张照片（在内蒙古党校文革档案的卷宗里），是当时批斗“黑帮分子”的真实记录，照片上我父亲被两条汉子押着，双臂被反剪，头低垂着，胸前挂着大牌子。照片里能清晰看到的还有张荣森、齐永存、叶林、贾文耀、达木林，都享受着同样待遇，其他挨批斗的人还有，可能无法收入这张照片之内。能看出来批斗的地点是党校主楼前面，桃李花正在盛开，天气很好，1967年夏初，父亲44岁。我把这张照片发给了远在广州的我二姐，后来被我哥哥严厉训斥了一顿，他不许我再发这样的东西，他说我二姐看了照片后心里难受了好几天。写此文时，我是自私的，因为我每写完一篇文字，总感到心情舒畅，痛快淋漓地卸下思想的负担，算是“排毒养颜”吧。我只不过想真实记录那个时代，至于一些看法，只代表我个人，这个可以评判，个人的思考和评判远比召开群众大会更深刻。内蒙古党校不存在了
1967年4月，滕海清被中央派到内蒙古来，执“尚方宝剑”，任自治区最高领导。1967年6月18日，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立，滕是组长，吴涛任副组长。老革命又一次担当了重任，自然要再立新功。他对内蒙古的形势做了错误的判断，有人汇报了夸大的“内人党”情况，他决定要像当年打仗一样，从这个地方把敌人的阵地撕开一个口子，然后横枪跃马，乘胜追击，全歼敌人，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1967年11月1日，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红太阳照亮了内蒙古草原”。在成立庆典上，有几十辆《红草原》牌卡车将接受检阅，这种卡车号称是内蒙古自治区生产的，背负着“内蒙古也能生产汽车”和“向新生的革命政权献礼”的伟大使命。可惜在等到前进命令时，一大半汽车发动不起来了，只剩下几辆卡车一炮黑烟，总算从主席台前面冲过去了。人们议论，这个车不应该叫“红草原”，草原怎么能“红”了呢？那岂不是“赤地千里，寸草不生”吗？1968年4月13日，滕海清在群众大会上发布了向“新内人党”发起总攻的命令。人间的风暴，比大自然里发生的更猛烈，狂飙突起，无坚不摧。以清理阶级队伍为名的“挖肃运动”开始了。9月，祖国山河一片红（除台湾省，各省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11月—1969年4月，是“挖肃”运动（“打内人党”）腥风血雨的几个月 ，从各单位直到草原的毡房，残酷迫害达到高峰。事后官方统计，48万人被打成“新内人党”，16222人被迫害致死，伤残…… 1968年底，党校的高音喇叭里从早到晚，一遍又一遍播放着“对内人党分子的最后通牒”，各大学的大喇叭里充斥着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由近及远，此起彼伏……12月22日，毛主席发表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示。1969年元旦前后，政治空气异常紧张，中苏的边境摩擦加剧，3月2日爆发了“珍宝岛”战斗！大敌当前，全国在准备打仗！比起中苏之间很可能发生的战争，其它的任何事情都不算什么事儿。在这种形势下，1969.1.24. 中共中央下发文件：“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内蒙古直属机关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分校（包括了内蒙古党校，作者注），原内蒙古（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全部……一同并入新组建的生产建设兵团。党校所有的人都感到一种压抑，甚至有一种凄凉的感觉。“内蒙古直属机关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指示内蒙古党校去伊盟杭锦旗吉尔格朗图公社黄芥壕生产大队继续革命。“伊盟杭锦旗吉尔格朗图公社黄芥壕生产大队”，地址越长，这地方就越偏僻，党校今后要在一个生产大队办吗？党不需要党校了吗？党校开始了大搬迁，这比当年红军从中央苏区撤离的条件要好多了。天上没有飞机轰炸扫射，地下没有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这是和平环境，还能用大卡车和铁路运输。1969年元月的一天，党校的人正在装车，把一些家具拉到铁路西货场，从那里运到巴盟临河，再从临河装卡车，向南越过黄河（河上无桥，冬季冰封河面，可以过汽车），再走七八公里，就是黄芥壕大队了。装车场地就在北楼东门前的空地，现场混乱，满院都是人和家具。我和小伙伴胡日查大摇大摆地穿过人群，每人挑了一张比较新的桌子，扛起来就走，竟无人阻拦！一群党校的职工在围观搬家现场，看党校溃逃的狼狈相，人们议论纷纷，党校就这样完了吗？有一些办法的人，这时候纷纷调走了，消失在这个大院里，“黑帮分子”是走不了的，没有哪个革命队伍会接受这种颜色。这张桌子，是“一头沉”，即左边带小书橱的那种，是宿舍里配备的，每人一张，1960年代，党校学员的待遇远高于其它院校。我把这张桌子扛回家后，拆了装，装了又拆，瞎折腾了一气；至今，这张桌子还在，几次淘汰旧家具，我都把它保留了下来。人老了，有一种“惜旧”心理，看到这张桌子，就想起党校的往事，想起少年的伙伴，想起1969年初的那一天。党校在黄芥壕坚守了多长时间？半年？七八个月？不知道，反正不到一年。据我父亲说，黄芥壕很缺烧柴，他们这些“黑帮分子”，拉着“排子车”沿着黄河岸边捡木头、树根；煤烧完后，人不能吃生米生面，把许多家具当烧柴做饭用了。父亲和党校的同事们去了黄芥壕之后，可知的大事件如下：1969年3月2日，发生中苏边境的“珍宝岛”战斗；1969年5月22日，中央要求内蒙古迅速制止“扩大化”，停止打“内人党”的“挖肃运动”。群众运动，或者是“运动群众”，像“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就合不上了。内蒙古的局势出现混乱，挨整的上访告状，整人的也喊冤叫屈——我们执行上级革命委员会的命令难道也错了？1969年7月5日 中央决定对内蒙古自治区一划为五，分而治之，东部的三个盟和西部的两个旗划拨出去了。1969年12月19日，中央决定对内蒙古实行全面军管，全国唯一。内蒙古党校的主要干部（不全）前排左起：卓斯郎，叶林，王经雨，齐永存，张荣森，乌尔图，黒振东，金淑晨。其他人不能全部辨认，有邵宏斌、彭亲祖、于学文、朱占、程天明、王垣……
我从未上过党校，从小学到大学，都上政治课
在中苏关系极端紧张的时刻，苏共中央书记勃列日涅夫打电话给党中央，要求直接和毛主席通话；中南海的总机接线员问你是谁？得到答复后直接拒绝接线，怒斥道：你是最大的修正主义头子，你有什么资格和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通话！据说事后康生还大力表扬了这个乱弹琴的蠢货。说来是传闻，笑话，但是当时苏联的导弹的确已经输入了引导密码，目标是中国所有的核工厂和军事基地，另外还包括了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后来这些密谋已经被各方面证实。一旦触发了战争，我们的生命就要定格在1969吗？一首美好的诗句说：“归来是少年”，如果“少年归去不复还”，也能很美好吗？1970年1月8日，党校的绝大多数干部登上了前往“唐山学习班”的专列。去“唐山学习班”的内蒙古自治区直属机关干部共7769人。各盟市的干部共3337人，分别去了河北柴沟堡和山西阳泉。权力的架构出现大片的空白，“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好写最新最美的文章。”这话没错。这时的党校院已经成了“建设兵团司令部”大院，除了三十多户原党校的老住户在家属院居住外，看不到党校的影子了，这个熟悉的大院所有的一切，每一块砖，每一根草，都不再是党校的了。北楼前边堆了很多物资，有拖拉机、电缆和钢材，还有洁白的铝锭和紫色的铜板，很像物资仓库；一些原来的丁香树、榆叶梅和樱桃树，都压在下边，不知道还能不能活下来？从门卫、食堂到锅炉房的工人都换成了陌生的面孔，满院都是穿黄军装的。兵团有自己的商店、开水房、澡堂，这些都与党校无关了。“发小”们说的从暖气沟钻到大礼堂看电影的情节，就是那时的故事吧。“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兵团把北大门锁住，给院里的人造成了很多困难，院里能听到日盛茂街小学的上课铃声，小孩子上学要绕到南门，多走二三里路。党校留守的干部郭威，要从北门出去（几个人正在准备封闭大门），发生激烈争执，棉袄都撕破了！当晚，大礼堂里的节目开演前，一个胖军人爬上舞台，语无伦次、歇斯底里地大喊：有阶级敌人破坏，阶级敌人！……1971年夏，从唐山学习班回来的专列开进了火车站，在月台上举行了欢迎仪式，学习班代表发言里有这样一句话——“在毛主席身边的500个日日夜夜。”一部分干部没有一起回来，继续“留审”了大约一年 ，里边有我的父亲。“唐山学习班”结束后，我母亲（原内蒙卫生厅人事处处长）被分配到和林县，去县党委组织部报到；该部再次分配，到土城公社下土城大队。母亲一时成了当地的名人，消息灵通的老乡指指点点说：那个老太太比和林县长挣得还多。父亲在1972年结束了“留审”，内蒙的组织部门“照顾夫妻关系”，把父亲也分配到和林格尔县，县组织部再次照顾，分配到土城公社“协助工作”。有一段时间，家里的户口簿上就剩下我一个，其他家人都“注销”了。“文革”彻底否定了建国后的17年，“文革”前的干部大多不能再使用了，弃之如敝履。1973年1月， 内蒙古党委正式批准恢复党校，成立领导小组。当时，白明虎和几位年轻干部贴出大标语：“热烈欢呼内蒙党委批准成立党校领导小组的英明决定！”“恢复内蒙党校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两条标语就贴在家属院西边车库的墙上，党校的人都能看到，这种标语不好贴到主楼那边，太刺激别人了。因为党校要恢复了，而生产建设兵团正酝酿撤销，1975年，改制为内蒙农牧场管理局。“生产建设兵团”，全国各地的几十万热血青年为之奉献了青春的单位，就这样没有了；即便这个单位曾经占据了党校，也是奉命行事，我不能因此欢呼，只能为你的撤销而叹息。一场折腾过后，尘归尘，土归土，党校死灰复燃，劫后余生，如凤凰涅槃，展翅高飞。1980年以后，党校在改革开放的时代里，获得极大的发展。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人人追求文凭的年代，党校是一条捷径，它使成千上万的革命干部如虎添翼，党校的弟子又何止三千呢？党校最春风得意、人人趋之若鹜的时候，同时也在播下稗草的种子，孕育着危机。自从1983年离开党校院后，这个大院逐渐变得陌生起来。大门对面的树地，成了“满都海公园”，门前的马路也重新铺设了，平展整齐。于是，党校的南墙成了寸土寸金之地，在经济大潮的推动下，“开发”是必然的，进入1990年代，这里建起了坐北朝南的商业楼，挺豪华的。大门向西大约20米，竟然开了一家叫“大都会”的桑拿浴，有点那个了。当时社会上流传着几句顺口溜——“党校门前大都会，男的洗澡，女的搓背，上楼还要一起睡，你说这是什么社会？马列主义全作废。”老百姓的话，未可全信，“桑拿浴”里搓背的并非是女性，编这个顺口溜的，想必是没有见识过“桑拿浴”的“低端人口”吧？不用做任何解释，“大都会”的灯火辉煌，人影绰约，买卖兴隆，这是事实，老百姓的嘴谁能堵得住啊！？何止是内蒙古党校，就连中央党校，不是也让市民编出了“顺口溜”吗？拿思想武器库中一件200年前的盾牌，如何抵挡现代的热兵器呢？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东西德合并，这并非是1比1的合并，实质上是东德的体制崩溃了，并入了西德。据《参考消息》报导：当时东德40万人失业，同时短缺80万劳动力，把这40万和80万中和一下，不就是0失业，短缺40万劳动力吗？桥归桥，路归路，这短缺的80 万是卡车司机、护士、建筑工人、木工、油漆工、饭店餐厅的服务员……失业的人员是党校教师、宣传部门的干部、马列学者、一部分官员……真是不好意思，党校的教师居然屈居首位。在那样的地方，换一个职业不是什么羞耻的事情，劳动是自然的，谈不上什么光荣不光荣。西德这样的社会，不需要专业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没有东德那样的政治课。不需要过度教育人民热爱国家，热爱执政党；前者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对于一个执政党经常变化的国家，后者则是荒谬可笑的。德国是马克思的故乡，这里保留着他的故居，朴素简单，他获得了一位知名学者的应有尊重，但没有金碧辉煌的殿堂和高大的雕像，据说我们国家送了一个雕像，当地的老百姓居然不领情。党校十几年前搬迁了，旧党校没有了，新建设的“高尚住宅区”叫“兴泰御都”。好地段，好房子，价格自然也不便宜，地基没打完，销售先行，开盘一平米一万，令普通老百姓咋舌！（当时普通商品住宅一平米不到五千）现在不知道涨到多少了，反正比一万要高得多，早买的，都发了。新党校搬迁到城市的东面，能够更早地迎接太阳的到来；新校园整齐宽阔，规划的很好。“书院西街”没有了“书院”，只剩下“日盛茂街小学”。新党校的硬件要好得多，不知道要下载什么软件呢？这些，其实都和我们没什么关系了。社会有其自身演变的规律和节奏，绝不会因为人们的美好意愿和迫切要求而改变。“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追求真理的脚步不会停留，早先的校长是“齐永存”，这个名字是远见卓识？还是美好祝愿？为“党校发小群”写 2020. 9
2020. 10.20. 第三稿
后记：写完此文，把一些大事件排列了一下，蓦地一惊，“文革”是自上而下发动的，其中有一段时间是混乱而沸腾的，各种组织、派别在酝酿和发展，开始有了自发的、脱离轨道的迹象；但是这段时间很短，大约半年，是1966年8月到1967年2月之间，然后就是“中央裁决”，接着就是“支左部队”进驻，滕海清到任，折腾到1969年12月的“全面军管”。应该说内蒙古的“文革”很短暂，有一点特殊性。（作者注：为了叙述方便，本文写到的人物一律不加尊称，如“X叔叔”等，一般直接写名字，绝非不敬，见谅。详细情况参考书目《内蒙古的文革》。）本号获作者许可分享
原载微信公号30号院